漆黑中的希望：在香港教林昭
1968年4月29日，林昭——一位毛時代敢言的基督徒——在35歲時被處決。她忍受了多年的單獨監禁，她在獄中文字將其描述為「我經歷了地獄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獄，我經歷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慘痛的死亡」。
2019年，半個世紀後，我在香港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運動中教書。課堂上給學生放映的一部紀錄片中，林昭的好友倪競雄描述了她最後的時刻：「她就在病床上被拖出去槍斃的」，教室裡鴉雀無聲。影片還展示了林昭過往仍在熱情地參與共產主義革命時寫給倪競雄的一封信：「我心中只有一顆紅星，我知道我在這裡，他（毛澤東）卻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動」。
那是我在香港教授的第一門課程。課程名為「平凡的聲音，非凡的故事：紀錄片與傳記中的歷史與記憶」，我在幾張課程海報上都用了林昭的形象。在教學大綱中我寫道：「本課程的一個重要元素是批判性地審視中國歷史的當代意义，审视国家强加的历史诠释与独立追寻历史知识之间持续较量的挑战，以及這些因素對中國未來及其與世界其他地區關係的影響。」我們不僅研究政治的歷史，還研究歷史的政治——真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說的「潛隱劇本」(Hidden Scripts)。
一份日期為1968年4月19日的「刑事判決書」指控林昭——她曾經讚美過的她在北京的「紅星」——「瘋狂攻擊、謾罵、污衊我黨和領袖」，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至今没有文献确定这十天里林昭是否被告知她的死刑判決。[i]她的家人沒有機會在這位才華橫溢的作家年輕生命的最後十天見到她。（林昭的父親，曾在民國時期擔任縣長，在英國留過學，撰寫過關於憲法的畢業論文，於1960年自殺，在她被捕後一個月。）
同學們特別震驚地得知，林昭的家人是在當局兩天後上門收取五分錢——用於殺死她的子彈的費用時才得知她被處決的消息。這一細節最初是由官方的《人民日報》在1981年1月27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披露的，那一年她被追認平反。
那一年是改革年代的開始，當時共產黨承諾包括政治改革在內的變革，人們再次懷抱希望——這種希望在天安門運動中達到頂峰。1989年的軍事鎮壓殘酷地提醒人們，共產黨的首要任務自始至終都是、到今天仍然是：維護自己的政權。如今，林昭又成爲一個危險的話題。
講述林昭的故事
我的教學大綱中收录了兩部由胡杰製作的關於林昭的紀錄片，他在2004年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把林昭帶入公衆視野。同學們對影片中顯示林昭在給倪競雄的信上簽名時畫了一隻微笑的貓這一細節印象深刻。後來在獄中，她給共產黨的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寫了一封超過14萬字的信，每一句話都是用自己的鮮血封印。
胡杰的另一部紀錄片《星火》（2019）採訪了林昭參與的的地下雜誌的前成員，一個大學生群體。他們在目睹了由毛的政策造成的人為饑荒（1958-62年）後發表了反思性文章。《星火》的創始人之一張春元也在1970年被處決。
林昭和她的同齡人因忠誠的批評而受到懲罰。歷史將證明，他們關注的大饑荒奪走了3600萬至4200萬人的生命。在影響相當於加利福尼亞州人口的大飢餓中，根據《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的作者楊繼繩的說法，中國在1960年——饑荒最嚴重的一年——繼續出口272萬噸糧食。即使在中國境內發生人吃人的情況下，政府還向幾內亞運送了1萬噸大米，向阿爾巴尼亞運送了1.5萬噸小麥作為對外援助。
胡杰記錄這個黑暗時代的工作是一項集體的愛的成果。若是沒有衆人的努力，記錄這段被禁止的過去是不可能的：保存林昭部分獄中文字並將其歸還給家人的有心人；她的前男友，在新疆勞改營期間不知道她的死訊，後來手抄她的獄中文字；以及她的妹妹，為了姐姐的平反而不懈努力。
胡杰為这项工作付出了代價。外界通常說他在了解林昭的故事後辭去了工作——這是一种輕描淡寫。他離開，不僅僅是為了为了腾出时间拍摄这部影片，更因為他知道，製作這樣一部纪录片，可能意味著可能會成為終身被監視的對象，失去各種工作機會，甚至更糟的后果。我的學生們經常提到這樣一個場景：一位受訪者接到孩子的電話，採訪不得不停止。即使在饑荒過去幾十年後，恐懼仍在空氣中瀰漫。
記憶與遺忘的抗爭
當我第一次觀看胡杰的紀錄片時，正在撰寫關於天安門流亡者的論文，論文後來成為我的第一本書。那些日子我常常擔心有一天自己將無法回家。那時候的世界被威權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相結合的「大國崛起」模式所帶來的權力與金錢所迷惑。有時候，特別是在我祖母最後的歲月裡無法回到她的病床前時，我不禁感到記憶中不能承受之重。祖母是在我父母在文革期間不在身旁時每天從托兒所把我接回家的人。她是一個小女孩對家的唯一希望。抵抗政權强加的遺忘和記憶操縱的代價，特別是人的代價，總是很大的。
2019年4月，在紀念林昭被處決的那一週，我和胡杰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當年愛因斯坦在逃離納粹德國後的學術避難所——播放了他的紀錄片。三個月後，在離開我在高等研究院的宿舍前往紐瓦克機場開始我在香港的新學術職位之前，我簽署了一份授權書，就像衆多的維權律師一樣。我聲明，若是在香港被逮捕或失蹤，我不會放棄獲得海外法律或美國和加拿大政府援助的權利。「我永遠不會在香港或中國自殺，」我寫道。「如果中囯政府宣布我自殺了，那是謊言，是我遭受酷刑/或被殺害的證據。」
然後在2019年11月，我的教學被突然打斷——大學校園成了戰場。僅11月12日一天，警方報告發射了1,576發催淚彈、1,312發橡皮子彈、380發豆袋彈和126發海綿頭彈。由於道路封閉，我攜帶方便麵和水步行返回校園。當同學們告訴我他們願意為民主而犧牲時，我懇求他們想想那些年輕的面孔：林昭，以及1989年的學生。「我們要活著，為了明天。」我告訴他們。不久之後，當COVID-19的消息傳到香港時，學生們在課堂裏將當時的新聞掩蓋與大饑荒期間官方共產黨的謊言進行了類比。他們根本不相信關於疫情的官方消息。
2021年6月4日，何曉清和兩名學生在香港的民主女神像複製品前紀念天安門運動週年。這是在該雕像舉行的最後一次此類紀念活動，幾個月後雕像被移走了。
2022年夏天，在我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的辦公室裡，同學們分成小組刪除文檔和銷毀論文——包括許多關於林昭的作业。我一直保持著保存同學名牌和寫滿我的評論的學生論文的習慣。在2020年實施《國家安全法》後，我向大家承諾：我將在課堂裏捍衛學術自由，直到最後時刻。那個最後時刻终歸來了。同學們做了如此徹底的刪除，以至於當我開始寫這篇文章時，我不得不聯繫過去的同學，要他們把關於林昭的作業發給我。
2023年，香港的中共當局拒絕为我续簽工作簽證。我在中大歷史系副教授的職位被終止，并且「立即生效」。我的著作《天安門流亡者》從公共圖書館系統下架，中共控制的《文匯報》發表了一篇惡毒的評論文章，稱我為美國政府派來毒害香港學生思想的「學棍」（注：香港《文汇报》2023年2月28日发表文章《中大须清除反中乱港‘学棍’》）”。我甚至無法返回收拾个人物品。在我被禁一個月後，學校的副校長被解僱；兩個月後，大學校長也被迫辭職。
「何教授，大家已經盡力了。」2025年年底前兩天，我收到同學的留言和一個哭泣的表情符號，以及一份公告，稱中大新亞書院學生會不得不在政治壓力下解散，結束了其六十二年的歷史。新亞書院是中大的發源地，由1949年共產黨接管中國後逃離的歷史學家和學者創建。書院的傳統，在2019年香港運動期間懸掛的橫幅上清楚寫著：「新亞就是反共。」歷史再次進入一個黑暗時刻。
對未來的信念
五十八年前，當林昭從監獄醫院的病床上被拖去處決時，共產黨一定以爲她的聲音永遠不會再被聽到了。可是，今天，我們在這裡，一同在這個特殊的日子懷念她。她從單獨監禁的牢房中寫下的話語——懷著「後世」（她為自己的作品命名的用詞）有一天會讀到這些文字的信念——被胡佛研究所圖書館和檔案館保存，它們仍然對每一個尋求自由的人說話。
林昭的檔案，增添了放在紀念盒裡的她的幾縷頭髮。這件紀念品抵達胡佛研究所的當天，我有一種衝動，想去機場接她。這畢竟不是結局，而是另一個開始。如果想要光明，我們必須戰勝黑暗。
原文為英文，發表於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自由之聲(Hoover Institution, Freedom Frequency).
何曉清是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著有《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鬥爭的聲音》。作為現代中國歷史學家，她三次獲得哈佛大學卓越教學證書。她的評論文章曾發表在《華盛頓郵報》、《國家》、《衛報》、《環球郵報》和《華爾街日報》上。
[i] 據記者陳偉斯發表於上海《民主與法制》1981年3月刊的《林昭之死》一文，「在接到判決書時，林昭留下了一份血寫的遺書：《歷史將宣告我無罪》。」然而，在胡佛研究所館藏的林昭檔案中並未見到该遺書。